08/26/2019 – 楊建利:香港會向習近平證明 打壓自由沒有勝算

Posted on Aug 26, 2019

来源:http://hk.aboluowang.com/2019/0826/1334220.html

(編者按:昨天議報發表了楊建利和政治學者Aaron Rhodes聯合發表在美國雜誌The American interest上的英文文章,楊建利本人和議報編輯收到許多讀者的來函,希望能讀到該文的中文版。今天議報記者Anna yunpeng Chen趕工完成翻譯,議報在此發表以饗讀者。)

8月5日,香港在這一天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罷工和示威活動,以香港年輕人為主的數千名抗議者聚集在香港金鐘車站附近的立法會大樓周圍。這一事件構成了當天香港抗議者的主體,它與國際媒體報道中通常出現的暴力衝突畫面,以及香港和北京的統治對遊行示威的抹黑描述完全不同。

幾乎所有包圍立法會的抗議者都穿着黑色T恤衫,以此表達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團結一致。他們坐在地上,靜靜地聊着、笑着,好像在遠足度假。他們到這裡來,並不是要代表不同群體的各自政治主張或意識形態,而是為了守望彼此,為了自己的家園,為了捍衛香港精神,為了維護香港的理念挺身而出。與每一個電視上看到的頂着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向警察投擲石塊的激進示威者相對應的,是成千上萬和平的香港市民,他們面對家園日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佔領地,迫切渴望表達捍衛自己珍視的政治價值的決心。這是一個幾乎沒有沒有組織結構的運動,沒有被大家崇拜或順從的領導者。由於沒有明確的代表,“五大訴求”一旦成為共識,抗議的民眾無法進行談判或達成妥協;他們也沒有因為會被逮捕,或受到參與“暴亂”判刑10年的威脅而退縮。他們是最有韌性的政治運動:由深刻的共同紐帶和共同價值所推動的廣泛、抗議形式多樣化的運動。

他們所珍視的價值是什麼呢?香港人最珍視的是法治和基本的人權和自由,這些都是殖民統治下英國習慣法的遺產。他們最想要的是,按照資深民主活動人士鄭宇碩教授的說法,“我要自主,不要干涉”。雖然香港社會的定位常被認為是功利性和實用性的,近年來,生活水平下降,房價高得驚人,工資水平低且停滯不前,這些都是事實,可以想見,大多數周一參加抗議、安靜地坐在一起的年輕人都和父母住在狹小的單元里,然而,他們顯然對於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順從北京方面的意願,用改善經濟環境這樣讓人懷疑的承諾來轉示威者注意力的努力無動於衷。相反,反對林鄭月娥的示威者佔主導地位的呼聲表達的觀感是林鄭月娥“背叛”了香港——她出賣了香港。

當天上午的新聞發佈會上,林鄭月娥對示威者提出的任何要求和擔憂都沒有絲毫讓步,甚至對警察的暴行進行獨立調查或完全撤銷而不是暫停引發抗議運動的引渡法案等溫和措施,他們也不接受。在聚集的香港年輕人中間穿梭的民主派年輕領袖羅冠聰,對林鄭月娥的言論不屑一顧,稱其不過是“和以前一樣的背棄和威脅”。她談到維護“秩序”,但香港人民抗議的正是秩序的喪失。秩序意味着對一個人的行動結果有信心,對公民機構的可靠性有信心。法治之下遵循透明原則的流程,可以產生可預見的結果。相比之下,中國大陸的司法體系旨在灌輸恐懼,而不是信心;是順從而不是共識。中國大陸司法體系被政治化和腐化,其結果是隨心所欲的,其維護的不是正義,而是權力。這正是威脅着香港的無序和混亂。

看到周一示威者之間如此強有力的團結,本文作者之一的Aaron Rhodes發現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移居國外並不是港人普遍的選擇。香港人願意聚在一起。我們直接從香港的活動人士那裡聽到消息,也從新聞媒體看到報道,說一些年輕的抗議者態度堅決,他們已經寫好了遺囑,準備為“這場運動”而死。隨着引渡法案的擱置,他們嘗到了部分勝利的甜頭,準備一路走下去,以免香港全面落入中共專政的枷鎖。

但在8月5日和6日,林鄭月娥和中共當局都強化了不妥協態度,甚至關閉了承認人民關切這些問題的合法性的大門。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發佈了一段宣傳視頻,視頻中有安全部隊向平民開火的鏡頭。這些威脅並沒有產生震懾力。一位香港當地記者告訴我們,儘管持有西方國家的護照,但她永遠不會離開香港。“我們會戰鬥到最後。”

香港爭取自由未來的鬥爭顯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自律和決心都至關重要。儘管警察和軍隊暴力的幽靈正在逼近,抗議活動將繼續進行,緊張局勢仍將升級。

這場運動也與日益加劇的勞工運動交織在一起。香港的公務員隊伍也出現了裂痕。在《南方早報》報道了44個政府部門的600多名公務員提交請願書,抗議政府對示威活動的處理方式,以及不成立獨立委員會對警方執法進行調查後,8月2日,超過1000名政府僱員舉行了示威活動。公務員警告如果在8月中旬前政府沒有回應他們的訴求,抗議行動將升級為停工和罷工。這些不滿不僅凸顯了香港政府內部的分歧,還可能阻擾政府正常運作。政府運轉中斷到何種程度會決定事態的發展,目前這樣的事態發展下去可能迫使北京方面做出回應,香港建制的支柱倒下的越多,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就越大。

大家都明白,暴力如果日益增加的可能會使抗議活動疏離一般民眾,但是此次運動沒有明示的戰略和實施戰略的組織手段,沒有人能夠完全控制運動中那些最具進攻性的成員。儘管如此,數以百萬計的和平抗議者對衝突持有一種哲學態度,這種態度可以從武術傳奇人物、香港標誌性人物李小龍(Bruce Lee)的一句格言中找到體現。抗議活動將“像水那樣從裂縫中找到出路”,“水”不會獨斷專行,但會找到道路,甚至可能會流入中共領導層內部的裂縫裡。

挑戰習進平的“皇權”

推動6月初大規模抗議活動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引渡法案不僅會讓香港人,還會讓居住在香港的 大陸權貴人士置於中共黨控制的司法體系的管控之下,他們均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和厭惡這項立法。事實上,這項立法之下中國大陸的權貴階層可能是最大的輸家,他們在香港取得居留權,主要就是為了免受這一潛在的威脅。正因為如此,林鄭月娥流產的計劃幾乎遭到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抵制:普通香港人、香港建制派人士,以及香港 大陸的權貴人士——他們都不信任中共政治化和腐敗的司法體系。

由於引渡法案現在實際上已經失效,隨着抗議活動轉向其他目標,新的動力正在發揮作用。香港的高層精英不再認為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必然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是採取了觀望的態度,而北京的高層各人也許都在打各自的算盤。

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在7月最後一周明確表示,如果香港政府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可以合法干預,幫助香港“維持社會秩序”。這一聲明顯然是為了恐嚇抗議者,迫使他們讓步,並軟化他們在海外的支持力量。7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在廣東省湛江進行反恐演習,可能就意在顯示大陸的軍隊已經做好了干預香港的準備。

在這同時,與政治高壓和軍事鎮壓不同的應對選擇也在北京出現,這可以從多側面幫助我們評估一人號令天下的習專制政權的穩定性。7月29日,吳謙發出上述威脅後不久,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香港問題召開記者會,闡述了六項立場:堅決支持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反對暴力及支持香港警方的立場;呼籲香港人走出紛爭,關注民生和經濟發展;堅持持“一國兩制”;和,譴責外國干涉。

原則上,這些立場在許多重要方面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釋放的信息不同。國務院方面沒有暗示要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接管香港,事實上是避開了任何有關北京進行暴力鎮壓或強行干預的話題。很有可能,這一政策實際上是總理李克強制定的,而且與習近平的政策可能會發生潛在的衝突。流亡海外的政治學家嚴家祺教授在與本文的作者之一楊建利談話中表達,李克強可能意識到、甚至期待香港的“騷亂”的“禍水”最終會引到習近平的身上,他“先發制人,爭取主動權”,以先發言佔據他要立於不敗的位置,以備日後在香港問題上與習近平攤牌。

可以想見,習近平絕對專權是不會得到普遍的認可的。近年來,習試圖重塑中國的政治,讓所有問題都“定於一尊”,也就是他自己說了算,成為“習皇帝”。有一次特朗普總統稱呼他“國王”,習大為歡喜。

為此,他已經清洗了他的一些同志,同時以政治高壓嚴令其他同志們“不許妄議中央”,以此確保自己在所有問題上的政治主導權。習不能容忍黨內的任何反對意見,其結果可以預見就是垂直權力的不穩定:禁止公開反對意味着,歸根結底,任何人都可能成為他的敵人。當然,現在還沒有形成可見的有效反對力量,習會使用任何手段,盡一切努力阻止反對他的人成為勢力。但是,習控制一切的同時,也意味着他要為一切負責。中國經濟下行、中美貿易戰、金融危機隱現、“一帶一路”效率低下等麻煩,現在都落在了他的肩上。一旦危機出現,他的敵人們可能會受到形勢鼓勵乘機聯手。香港的抗議活動越棘手,表現得越有韌性,就越有可能演變為讓反習派聯盟的契機。

當然,沒人能說這一定會發生,但從邏輯和北京政治的現實來看,這樣一場促使反對派聯手的危機恐怕遲早會來。習本人想必和那些希望看到他下台的人一樣明白這一點。如果以上分析正確,李克強並不是唯一一個期待香港危機會給習帶來厄運的玩主。一種比較可以理解的猜測是,一些人想通過誘使習派兵到香港,甚至在那裡進行另一場天安門式的屠殺,給他製造一個道德和政治的陷阱。無論如何,香港這場抗議運動是習近平首次公開遭遇到政治挫折,將會產生很深遠的政治影響。儘管習近平迄今為止一直與香港的局勢保持着距離,但香港抗議政局最終將由他來收場—-如果能收得了場的話。他的政治遺產,他最看重的東西,正處於危機之中。

習近平應對香港局面的幾種可能選擇

201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對習近平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日子。屆時中國是“乘風破浪”成功前行,還是陷入衝突和混亂?還有,未來兩年將決定習的政治前途,決定他是否能順利連任第三屆、真正實現自己成為終身主席的政治抱負,不服氣的很多,他將在多個方面遭遇挑戰。習不能讓尚存自由空間的香港成為所有反對他的力量的集結地和根據地,他要密切監視和防範的不僅是香港的民主人士,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精英,最重要是他在北京的“同志們”延伸到香港的勢力。

鑒於香港挑戰的持續存在,以及林鄭月娥強硬的拒絕政策和日益趨暴的警方策略均未能使挑戰消退,我們可以想見到習的沮喪。對於抗議活動的結果以及導入香港新的政治平衡,目前還沒有能給習帶來好兆頭的可行性方案。

如果北京嘗試以和平方式緩解香港人民的擔憂,那麼這將給香港人民帶來道義上的勝利,同時也鼓勵他們爭取更多的政治權利,也會鼓勵中國大陸的人民效仿。在國際層面上,香港就自然成為自由世界與中國之間“新冷戰”的前線,同時可能腐蝕習在全球求助者中精心塑造的成功獨裁者的強大形象,這將從許多方面激起人們挑戰他權力的圖謀,這種局面對他實現對中國的終身統治、以及在“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崩潰後領導世界新秩序的企圖心是不利的。

第二種選擇是逐步升級鎮壓、實施非流血式的高壓措施,這是“和平結束”危機的一種形式,以窒息香港來推遲或避免流血事件。但在這種情況下,暴力衝突隨時可能爆發,使共產中國維穩能力的神話破產。香港將繼續困擾北京的內部政治。香港將是一個火藥桶,是無休止的策劃和圖謀挑戰北京的基地,成為習絕對權力失靈的標誌。

第三種選擇是殘酷的軍事鎮壓,但這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習的一場公關災難,讓他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無法宣告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全球新秩序。習或許可以採取自負的“放眼長遠”的歷史觀,決心像“六四”以後那樣度過鎮壓後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和困境,但鑒於國內政治考驗迫在眉睫,他的注意力很可能還是停留在短期內解決問題。所有跡象都表明,面臨著北京步步鉗制自由空間,香港人的末日心態正在增長,即使面對最殘酷的軍事鎮壓他們也會堅持抵抗。

面對這些黯淡的前景以及國內的敵人很可能利用這些選擇結盟攻擊他的前景,習會做出怎樣的戰略選擇?

首先,習可能允許抗議存在,但繼續精心策劃調動香港的惡棍製造暴力衝擊,目的在於使普通民眾不再支持抗議。抗議者也將被疲勞和沮喪消磨鬥志。許多抗議者將被監禁,其他人則因擔心類似的命運而呆在家裡。隨着時間的推移,抗議活動將自行平息,就像2014年雨傘運動那樣。對北京來說,這是最好的結果。

如果如此這場運動持續不衰,北京方面可能會試圖將繼續使用策略促其激進化,讓它變得越來越暴力越來越混亂。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策略正在被運用:香港警方鼓勵暴力,要麼無視暴力威脅(當他們允許示威者破壞立法會辦公室時就是這樣),要麼利用犯罪暴徒進行暴力挑釁。精心策劃的暴力事件將使香港陷入混亂,屆時北京方面就可能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不能有效施政”(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最近創造的一個術語)。這將使北京有理由實施《香港基本法》第14條和第18條:香港駐軍將幫助維持秩序,北京將頒佈限制新聞和集會自由的臨時法律。

如果北京認為這些恐怖策略不足以阻嚇香港人,它將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派遣武裝警察暴力鎮壓抗議者,“解放”香港。這是北京方面的最後一招,但不管怎樣不能排除採用這一招的可能性,若干跡象表明,北京方面正在為此做準備。7月30日,約16萬名警務人員在廣東省舉行大型演習。據報道稱,演習是夏季訓練的一部分,是為建國70周年的紀念活動做準備。裝甲車和直升機等重型裝備也被目擊到參加了演習。 中共警方進行這種規模的演習並不常見。演習的位置和規模表明,這可能與香港日益惡化的安全局勢有關。警方的演習,以及上述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廣東湛江的反恐演習,都可能是中國大陸部隊準備武力干預香港的一種表現。

如果上述最後兩項戰略中的任何一項得以實施,以遏制10月1日建國7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的騷亂,北京方面將需要採取巨大努力用政府之力創造香港的經濟繁榮,就像他們在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後在中國所做的那樣。

對習來說,不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選擇人民解放軍暴力鎮壓都是最危險的。有些對手可能慫恿他干這種蠢事,利用他的狂妄和虛榮來達到推翻他的目的。但總的來說,很少有主要領導人願意與“大屠殺”扯上關係。上周“北京六四屠夫”李鵬的葬禮,中國兩代退休的領導人中,只有江澤民出席了。在全世界都在質疑香港是否會重演天安門事件之際,這麼多“大人物”缺席李的葬禮,即便不是從道義上抵制國家暴力,也是一種務實地表達一種態度和立場。

我們認為,與1968年布拉格發生的事件進行類比有助於了解對香港暴力鎮壓的後續效果。在“一國兩制”的模式實際上正在迅速走向“一國一制”模式的今天,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其領導人更像中國歷史上的“封臣”,而不是更像掌管中國 大陸城市的中共官員。“封臣”的成就感、榮譽感和在歷史上的地位最終評價不是來自中央權威,這促使他們對他們統治人民的態度有別於權力含金量、成就感和榮譽一切都來自於中央權威的中共地方官員對待他們統治下的人民的態度。在中國共產黨當政之前,中國政治是具有“封建制”成分的。一個省或縣的長官被稱為“父母官”,人民被稱為“臣民”和“子民”。父母官的主要責任是保護其子民的利益,中央政府對自己子民的暴力行為不一定會得到“父母官”理所當然的支持。如果習派軍隊到香港,我們願意相信,林鄭月娥們的反應將不同於1989年的北京市長陳希同們對“六四”屠殺的反應。

這可以與1968年的情況相比較。當時蘇聯為了應對“布拉格之春”,派遣坦克進入布拉格。儘管無法阻止,但即便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層的強硬派也沒有全心全意地支持這一行動。雖然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發起的改革被廢除,他也被克里姆林宮撤職,但蘇聯的入侵實際上強化了一場潛在的改革運動。杜布切克領導下的溫和派系同時本質上也是尋求自主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他們不贊成蘇聯的強權控制,這使他們漸漸向蘇聯異見人士一邊靠攏。隨後,他們對經濟改革和持不同政見的活動採取了更有彈性的立場,這為“天鵝絨革命”奠定了基礎。

香港的統治者極有可能有北京平時察覺不到的堅持對自己“子民”–港人–的福祉負責的政治情懷。他們將如何回應中共在香港實施殘酷的軍事統治?對這個問題缺乏明確的答案增加了習的風險。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策略選擇

在局勢還不穩定的當下,香港人應該通過宣告階段性勝利同時繼續為爭取政治自由和反對共產黨統治的抗議示威來鞏固階段性成果。但是,他們必須盡其所能,防止抗議演變成暴力,以免被那些為準備啟動《基本法》第14條和第18條而尋求司法理由的人利用。他們還應該參加今年9月即將舉行的地區議員選舉和2020年3月的立法會選舉。一些有遠見的抗議者在抗議中沒有忘記呼籲參加抗議的年輕人登記成為新選民。香港選舉事務處8月1日宣布,今年有385985名新登記選民,比上一個選舉年2015年增加了47%。

抗議運動的成員還必須擴大他們在國際機構、國家政府和民間社會的宣傳。他們必須表明,他們的鬥爭不僅對香港和中國的未來,而且對全球的民主和人權都將帶來最高福利的成果。

美國政府必須反擊中共關於美國是這些香港本土自由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的陳詞濫調。美國還應在國際標準和普遍的、個人政治權利原則的基礎上,堅決捍衛香港人的言論和集會自由權利。

香港不斷演變的危機將影響到我們所有人。同樣地,對那些謀求像我們一樣享有自由的人們提供援助,是值得我們關注和實實在在行動給予支持的。

2019年8月7日發表

楊建利,公民力量主席、創始人,天安門大屠殺倖存者,前中國政治犯

Aaron Rhodes,歐洲宗教自由論壇主席,《踐踏人權》的作者(Encounter Books,2018)